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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洋”结合研制原子弹
文章来源: 日期:2009年09月17日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6月12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援助。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撤回在中国的专家。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核工业人前进的脚步。赤胆忠心、博学勤攻的中国核科学技术专家们(其中许多带头人都是从海外归来的赤子),满怀保卫和建设伟大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激情,和全中国各族人民一道,不信邪,不怕压,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核工业老领导刘西尧的回忆录《攀峰与穿雾》一书中真实地记载了这一历史时刻。本期特摘登其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刘西尧,祖籍湖南长沙,1916年4月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曾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科学技术代表团赴苏谈判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项目。1963年调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参与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是我国首次原子弹实验的副总指挥。1975年任二机部部长。

  ●刘西尧

  苏联断援后,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及有关建设一直没有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考虑,正如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所说的那样,当了裤子也要把它们搞上去,否则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

  当然这是对我国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下决心把核武器搞出来的形象说法。因为没有这个吓人的东西,人家就看不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就难以大振。问题是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经济实力上能否承受,在科学技术上有没有能力?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实践证明,我国搞核武器并没有影响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在这方面所花的钱和核大国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进行核试验的次数也很少。

  (一)

  为了便于协调国防科研和有关部门的矛盾,1960年,我兼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1961年夏,聂荣臻副总理把我和国防科委计划局的柳鸣找到北戴河,他要我们向中央起草了一个导弹要继续上马的报告。他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支持。

  那时,聂总还没有直接管核武器的研制。当然导弹的上马还是下马和原子弹的上马还是下马是密切相关的。那是我第一次到北戴河。我和柳鸣起草报告,还参加了军委召开的一次讨论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的会议。

  在那个会上,就产生了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的关系问题,我作了一个两者要紧密结合的发言,主张既要重视生产,尽快拿出产品装备部队,也要重视研制新的武器,跟踪世界水平。那个发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引起了一点风波,有的造反派把它作为我追随贺龙、罗瑞卿的证据,因为那时贺、罗是管部队装备的,急于要工厂生产已经定型的产品装备部队。我到聂总处,向他的秘书把发言记录要来看了看,他们都认为没有错。

  (二)

  1961年10月,聂荣臻副总理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又派张爱萍和我,在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等的陪同下,到二机部所属主要单位去作调查研究,目的是了解我国能否自力更生地制造出原子弹,什么时候可以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核武器研制的核心机密。

  我们一行在湖南看了两个矿山,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出铀矿,一个即将投产,都是地下井采;我们还看了苏联援建的水冶厂,已经基本建成。

  这是我这个祖籍湖南长沙的湖南人第一次到湖南。我们顺路到了毛泽东的韶山故居,刘少奇的花明楼故居。回长沙途中还上了南岳衡山,上到山巅正值日落。回长沙夜渡湘江时,桔子洲头万家灯火,我不禁默念起毛泽东的“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词句,更增加了一定要让我国早日爆炸自己的原子弹的豪情壮志。

  在西北先看了一个浓缩铀厂。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为了推动该厂旱日建成投产,发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做自己人”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帮助我国建设该厂的苏联专家,他们在我们职工的影响下,一起鼓足干劲加油干,积极地向他们的政府催要设备材料,到苏联政府撤退专家时,该厂的主要设备、材料已基本到齐,只要再解决一点零配件,就可以开工生产,为我们赢得了时间。

  大跃进期间,该厂有的同志想改动某些工艺,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同意,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发出了“先学楷书,后写草书”的指示,不但使该厂没有受到大跃进中歪风的影响,也使二机部事业始终沿着客观科学规律的正确轨道前进。

  (三)

  原子弹研制基地选在青海高原上有名的金银滩中的银滩,一个叫海晏的小镇附近。我们到那里了解情况时,李觉、赵金璞、吴际霖等正在海拔3 200米的地方头顶青天,脚踏一望无际的草原,夜以继日地开始建设,他们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被职工誉为“青天”。那一带真是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

  为了建设基地,从青海西宁到海晏修了一条铁路,厂区修了专用线。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都是在那里先后制造出来的。后来,我填了一首怀念那里的词《忆江南·银滩颂》:

  高原雪,六月降银滩。篷帐连营来玉璞,迷津屡渡跨关山,举世另颜看。

  在那个基地开始建设以前,二机部就在北京附近简易的棚子里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我们奉命去二机部调查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航弹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一系列部件的研制、试验工作,当时只剩下一个技术关键问题未解决,正在沿两个途径研制,专家们认为这个两个途径都有成功的把握,我凭自己懂得的一点科技知识判断,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以前,苏联曾答应给我们一个原子弹的模型,后来变了卦,他们派出来的专家,在他们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什么也不敢说。我们的同志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但是,出于革命的友谊,他对我们倒不是毫无帮助的。

  (四)

  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经过二机部和有关各方面同志们几年的努力,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制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只要进一步抓紧时间,加强组织协调、技术攻关,安排好所需的配套件的研制、供应,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有可能的。 二机部的同志也是按这目标安排的。但是在给中央写报告时,他们为了留有余地,建议写三四年内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我们认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宜早不宜迟,应该尽可能抓紧时间,抓紧工作。力争早日爆炸,因此坚持写了两三年。我们确信,只要抓紧。是可能的。这样就以张爱萍和我两个人的名义于1961年11月14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周总理。张爱萍把这个报告送上一份给邓小平总书记,邓阅后,在重要的地方打了杠,呈送给了毛主席。

  此行,二机部的事业给了我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土” “洋”结合,全民找矿虽然造成了浪费,但为核武器研制提前提供了铀矿;再如前面所提到的,他们不等基地建成即提前在简易棚子里搞原子弹研制,以及“土”法上马搞铀矿水冶提取二氧化铀等,都为我国早日爆炸原子弹赢得了时间。二是全体职工,包括一些卓越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隐姓埋名、艰苦奋斗的高度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远值得炎黄子孙尊敬、铭记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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