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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林:在毛主席身边
文章来源: 日期:2009年09月24日

  傍晚时分,在中国陕北偏僻的的一个山坳里,刘书林背着擦得发亮的步枪,警惕地看着四周。他身后不远,是比他高出一头、穿着灰布军装,正在散步的毛泽东。这是在1942年4月,这个时间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这个时间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关键时期,前一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正进入高潮。在这个关乎民族未来、国家存亡的关键时期,刘书林作为毛泽东的警卫员兼勤务员,与他共度了一年多的时光。

  “西医要像中医学习”

  1942年2月,我正在抗大(抗日军政大学)晋绥分校学习,一天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去延安,作毛主席的警卫员。接到命令后,当时非常激动。经过四天四夜急行军,我从学校所在地山西兴县来到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正在修建七大所用的中央大礼堂,毛主席搬到了几公里外的枣园居住。枣园原是一位陕西地方乡绅的庄园,因枣树多而得名。园内除枣树外还有梨树、桃树、杏树千余株,生长繁茂,春花夏荫,秋实冬银,这里虽离杨家岭的中直机关稍远,但清静秀美,适合办公。我到延安后,就直接来到枣园工作,刚来时,主要负责主席的保卫和勤务工作。

  毛主席习惯深夜办公,清晨5、6点睡觉,有时工作累了,喜欢泡个热水澡。我记得有关部门给主席准备了个大水盆,主席需要时就放好热水,我们这些警卫员、勤务兵就帮着主席搓背,擦身子,缓解一下疲劳。主席每天起床的时间在中午12点左右,然后吃“早餐”。当时由于百团大战让日本人吃了大亏,所以他们正加紧对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国民党也实行封锁政策,边区政府生存环境艰难,延安到了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军民几乎到了没衣穿、没油吃、没鞋袜、没被子的地步,就连毛主席开会作报告,也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当时中央决定要毛主席每天吃大米饭,但毛主席坚持只吃小米,最后双方各退一步,主席就吃由大米和小米混合的二米饭。

  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他率先垂范,除了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还在枣园找了两亩空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那时夏天傍晚,主席吃完晚饭,就会带着江青、李纳和我们这些警卫班战士一起在地里生产劳动。

  主席住的院子有三孔窑洞,中间办公,两边是卧室和书房。40年代,主席在这窑洞里写下了许多文章。但生活的艰苦再加上长时间的伏案写作和思考,使他患上了肩周炎。我在的时候,是主席肩周炎最严重的时期,双臂活动困难,不但影响了工作甚至影响了休息。中央非常重视主席的病情,派苏联医生阿洛夫、米洛夫、以及印度医生马海德一起为主席治病。当时三个大夫一共为主席开了三个药方:一个是洗热水澡,热敷;第二是晒太阳;第三是为主席做了个小单杠,主席可以扶着杠子用力向上伸展手臂进行锻炼。不过试了几周都没有效果。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介绍了一位哈尔滨来的中医裴大夫,给主席吃中药,拔火罐。那段时间,裴大夫每天都从延安城里骑车子到枣园,给主席配药,为了安全,那时候由我们这些警卫员负责煎药,李鼎铭亲自检验,就这样,前后吃了十多服,治疗了大约两个月,主席的肩周炎彻底痊愈。

  毛主席的这段经历影响到了对中医的发展。1954年,当时很多声音说要废除中医,毛主席对此特地进行批示:“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并特别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统一战线

  毛主席在枣园生活期间,住的窑洞里存放着很多书。其中有《三国演义》,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翻着看看,一次被主席看到,就问我:“小鬼,在看什么书,学习得怎么样?”我当时有些不好意思,就回答说是看看玩的,主席却十分认真地对我讲讲:“读书不能看着玩的,要学会分析。”并问我三国里谁最好?我说关云长义勇双全。主席说:“不对,是诸葛亮。”主席看我很疑惑,便耐心地讲解,“诸葛亮讲统一战线,与东吴的鲁肃联合,打败曹操。关云长不讲统一战线,结果最后失了荆州,丢了人头。”时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我们的党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地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从而使延安成为当时红色中国的首都,成为千万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

  毛主席的悲与怒

  1942年5月25日,我当时正在主席的办公室,一封加急电报送了进来,毛主席一瞥之下,忽的站起身,瞬间内神情已然大变,眼圈变红、眼眶内隐隐有泪光闪现,眼泪虽然没有滴下来,但痛苦与哀伤的那种表情让我终身难忘。原来就在那天,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与日军的战斗中头部、胸部、腹部三处中弹英勇牺牲,年仅37岁。左权是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抗战时期,他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他不仅善于带兵,而且擅长著述,这些著作的军事思想也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主席的怒源自林彪。1942年7月,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说,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之后,毛主席准备亲自去重庆见蒋介石讨论国共合作,不过当时周恩来认为毛蒋会谈的时机并未成熟,于是就派林彪作为中共特使和毛泽东的私人代表前去见蒋。林彪出发后,在西安停留20多天都没去,还委托中共西安办事处向中央发电,找了很多理由不想去重庆,准备回延安。我记得主席收到电报时大发雷霆,拍案而起,让中央机要科科长叶子龙立即发电给西安办事处,电文只有一句话,“马上去重庆见蒋”。这样林彪才去了重庆。在我与主席共度的一年多时间内,主席发这么大的火是唯一的一次。


  

  刘书林,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大七分校、晋北野战军保卫干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协理员。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兵工局人事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第二机械工业部核部件厂党委书记,核工业部副部长、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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